与不理想的世界和解

George Saunders 的小说

译自 Wyatt Mason, Make this not true, New York Book Review, February 0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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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 2014 by Wyatt Mason.

在乔纳森·弗兰岑最近的第四部小说《自由》中,帕蒂·伯格林德在因为与丈夫的好友偷情而与丈夫疏远6年后,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寻求和解。在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帕蒂从她在布鲁克林的家不告而来,来到沃尔特遥远,冰冷,简朴的位于北明尼苏达的家。她在他的门前坐下,却拒绝与沃尔特交谈。沃尔特大喊,沃尔特咆哮;帕蒂却只是枯坐。沃尔特要求她离开。帕蒂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帕蒂穿着与这冬夜不相称的薄衫,坐着,时间一分分过去,温度不断下降。沃尔特不能相信这一切,在屋后焦躁地踱步,不停抱怨,直到“空气变得更加刺骨,他开始为帕蒂担心起来。”他回到门口,看到她“翻倒在地,蜷曲得不那么紧了,头枕在草上……可怕的是她不再发抖了。”于是沃尔特赶快行动。他一边责骂着她(“你这真是太蠢了……外面只有30度的时候会把你冻死的”),一边把她扛进屋,放在沙发上,给她盖上毯子,开大火炉,然后让她喝热水,虽然并不成功(“她立即把水吐在椅垫上,发出模糊的反抗的声音”)。摸着她的手(“手指冷得像冰棍,手臂和肩膀也没有热度”),沃尔特知道他必须采取不得已的手段了:

她在他脱掉自己的衣服时睡着了,他只穿一条内裤,扒开毯子躺在她身旁,脱掉她的外套和裤子又盖上毯子时,她才勉强醒来。“好了,不要睡着,好吗?”沃尔特说着,尽可能多地让自己贴着她像石头般冰冷的皮肤。“你现在要是失去知觉就再蠢不过了,不是吗?”

“嗯……嗯,”她说。

他抱着她,轻轻地摩挲着她,口中不断地责骂她,咒骂她让他落入的境地。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暖和起来,不断睡着又昏昏沉沉地醒来。但终于她身体中什么东西有了反应,她开始颤抖并抱紧他。他继续摩挲和拥抱,之后,一下子,她的眼睛睁开,盯着他。

这是个直白的浪漫场景:为了消弥数年前的情事造成的疏远而来的帕蒂,终于通过一种由屈服的姿态演化成的忠诚的证明,让沃尔特不得不仅仅用自己的体温来拯救她,拯救他们。

它成功了。

1.

2011年10月,在《自由》出版一年后,《纽约客》杂志刊载了《12月10日》,乔治・桑德斯的一部短篇小说。他的第4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他的第7本书,就以这篇小说命名。这篇故事和整个集子中似乎都能看到弗兰岑小说的影子,最明显的就是它们救赎式的结尾。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可以看作分别代表了小说在进入21世纪时可能走的两条迥异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选择近年来引发了不少争论,而在弗兰岑和桑德斯笔下,它们引向了不仅关乎小说,更关乎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图景。

《12月10日》的开头,“不幸留着齐刘海的苍白男孩”正独自在家附近积雪的树林中玩耍(带着气弹枪,想象着视线之外的敌人和遇到危险的伙伴)。在10华氏度的冬日里行走的他发现了一件外套,刚被人丢下不久(“外套的内侧还留着一丝温度”)。男孩四下张望,看到外套可能的主人正在附近一座小山的半山腰:

没穿外衣,谢顶的男人。超级瘦。穿着像是睡衣的衣服。步伐沉重,像海龟一样耐心,上衣袖子里伸出两条光光的白色手臂,像两支光光的白色树枝从上衣里伸出来,或者像从坟墓里伸出来。

什么样的人会在这么冷的天扔下外衣?一定是精神不正常的人。这个人看起来确实有点不正常,就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家伙,或者可怜的脑子不清楚的老爷爷。

这带着勇敢腔调的叙事者是孤单,圆胖,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罗宾・肯多尔。他抓起外衣,就去追赶那个人。(“这是一次营救。终于能有一次真正的营救了。”)罗宾手拿外衣进入森林后,叙事者转为被追赶的人:谢顶的,53岁的唐纳德・埃伯。埃伯罹患无法手术的脑肿瘤,对生活绝望的他从医院逃离,准备通过暴露在低温中自杀。虽然埃伯为自己选好了安息的地点(“盘腿靠着山顶的巨石”),他在爬坡时用尽了力量,结果只能“像婴儿般缠抱着一棵树。”

就这样了。是吗?倒也不是。但很快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他要这么做吗?真的吗?他要这么做。是吗?就算他改变主意,现在还能走回车子吗?他觉得不能。他来了,就在此地。带着尊严死去的不可多得的良机就在他手中。

他只要呆着不动就行了。

但是,事实证明连这样简单的要求,他也没法做到。

看这美丽的湖,美丽的树林,你就要成为这无边无际,无处不在的美景的一部分——

噢,老天呀。

噢,真应该大哭一场。

湖上来了个孩子。

穿白衣的胖孩子,拿着一支枪。还有埃伯的外套。

不一会儿,埃伯眼看着“在湖上”变成了“在湖里”:罗宾——为了更快地赶上埃伯而抄了一条危险的近道——踩穿了冰层。面对选择,就快死去的埃伯发现他没有任何选择:

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下山。脑中不断回响着“孩子落水了,孩子落水了”。

他突然不再是那个半夜在病床上醒来,想着“这是做梦多好,是做梦多好”的那个将死的人,他又部分地变成了那个曾把香蕉冻起来,然后在桌子上敲碎,再往碎香蕉上浇巧克力的人。

重新有了生气的埃伯跌跌撞撞地赶到湖上。费了不小的力气后(“先后拖了四次”)他才把罗宾拖上岸。孩子死命扑腾着够着岸边,然后就脸朝下在雪地里晕过去了,腿还在刺骨的水里。“孩子有麻烦了。”埃伯心想。“湿透了,10华氏度。完了。”

埃伯单膝跪下,以严肃的父亲般的口吻告诉那孩子,他必须站起来,必须开始移动,否则他会丢掉双腿,甚至会死。

那孩子看着埃伯,眨眨眼睛,还在原地不动。

他抓着那孩子的外套,把孩子翻过来,胡乱让他坐起来。和孩子的战抖比起来,埃伯根本不算在抖。孩子抖得好像握着一把风钻。埃伯得让孩子暖和起来。怎么办?拥抱他,趴在他身上?那就像冰棍摞冰棍。

因此埃伯不能像沃尔特对帕蒂做的那样,“尽可能多的贴着她石头般冰冷的皮肤。”埃伯也没有多余的体热。于是埃伯从湖上不稳定的冰面取来罗宾落水时掉下的,埃伯自己的外套,试图给孩子穿上:

这就像以前,让犯困的托米或者乔迪脱衣服准备睡觉一样。你说:“手,”孩子举起一只手。你说:“另一只手,”孩子举起另一只手。脱了孩子的外套,埃伯看到孩子的衬衫就快变成一件冰衣。埃伯把衬衫扒了下来。可怜的孩子,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团被支撑起来的没有生气的肉。

接着,埃伯把罗宾从冰块衣服中扒出来(“他一点一点地把裤子敲松”),然后把自己脱得只剩内裤,把脱下来的衣服从头到脚都给孩子穿上。罗宾能动弹了,穿过森林,得救了。埃伯坐在雪地里,几乎一丝不挂,死而无憾了。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么关于桑德斯和弗兰岑进行小说写作的不同方式并没有多少好讨论的。我们可以比较故事展开的语言(弗兰岑的“将他的身体……贴紧她石头般冰冷的肌肤”和桑德斯的“冰棍摞冰棍”),弗兰岑对“严肃”笔调的追求使得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借助字典阅读,而桑德斯喜欢用的半开玩笑的腔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我就很熟悉冰棍)。但桑德斯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写作风格上的不同则被剧情的差异衬托得更加明显。

罗宾跑回附近的家里,他的母亲立即开始行动。她跑进树林去完成他儿子开始的“真正营救”。“像公牛一样强壮”的她带着看起来能装满整幢屋子的衣服来把埃伯裹起来(“他身上堆满了衣物。他看起来就像派对上堆满来宾外套的床”),然后她几乎是扛着他回到家里,再把埃伯放在火炉前的沙发上,给他灌满热水,又穿上更多的衣服。埃伯不禁惊讶于这个时刻:

多么神奇!从刚才还只穿内裤在雪地里等死到此时此地!这事不一般。每一秒钟都不一般。他没有在雪地中的湖边冻死。孩子也没有死。他没有害死谁。哈!他似乎完全恢复了。现在一切都好了,一切都——

女人俯下身来,碰到了他的疤。

噢,哇,天哪,她说。你不是在外面弄伤的吧?

这时他想起了在他脑中的棕色斑块。

噢,上帝啊,还是得忍受那一切。

他还想吗?还想活下去吗?

是的,是的,噢,上帝,是的,求你。

但埃伯将不会活下去,既不是“从此幸福地”,也不会活太久。于是他不禁思索:

如果一个人,在最后,精神崩溃,说了坏话做了坏事,或者需要帮助,需要很多帮助,会怎么样?那算什么?……粪便为什么不能从他腿上流下来?他的亲人为什么不能帮他起身弯腰吃饭擦身,而他也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他曾经害怕别人帮他起身弯腰吃饭擦身会贬低他,现在仍然害怕。但同时,他意识到还有许多——许多善意的点滴,是他首先想到的——许多快乐的点滴——许多陪伴——将要到来,而他并没有权力——从来没有——拒决给予他人这种陪伴。

拒绝。

拒决,拒绝:埃伯的大脑,因为肿瘤的关系而不能正常工作,一词之差,使他的想法完全不同于被虚荣或者别的东西所推动或蒙蔽的人说出的老套顿悟台词,即使不是一句经典。这思绪的甜蜜的悲伤——不是快乐的结局,而是需要我们去接住的“许多快乐的点滴”——因为埃伯在他顿悟最后的错误用词而变得辛酸,这小小的错误让他成为了对人类的一种自省的、有些苦涩的看法的一个实例:一个永远知道其自身脆弱的生命。

如果说弗兰岑的寒冷结局展现了一个浪漫的想法——既不新颖也不荒唐——即对他人的爱可以让我们从孤独中解脱,桑德斯笔下的结局则是一种对这个主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衍变:对自己的爱也可以让人从孤独中解脱。如果弗兰岑的结尾能概括为:我们都会死,但幸运的话,我们在离开之前能感受到他人的爱,那么桑德斯的结尾就是:我们都会死,但幸运的话,我们将学会足够爱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冒险把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我们希望成为的自己展现给别人看。这也算是“死于暴露”吧。

2.

我知道这听起来容易被当作心理治疗的鸡汤,但这种感触潜在的温暖触感是让小说家桑德斯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个敬业的讽刺者,但他也能将奥普拉或者布道者不能让每一个人接受的东西揉进故事里,让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在感受方面的诚实被体会而不是被讥嘲,特别是它们对待死亡的诚实。

“排演死亡。”伊壁鸠鲁如是说,而桑德斯的小说确实充满了此类排演。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内战乐园的大滑坡》(1996),以同名的短篇小说开篇,其主角在小说最后一边梦想着自己能成为怎样的一个好人,一边被刀刺死。在2000年的《游牧王国》中,死的人更多了。在《菲尔波的结局》中,一个男孩在从自行车上飞出,飞向几乎是立即的死亡之时,脑中是一个陌生人令人感到安慰的话语,与其他人比较残酷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在《海橡树》中,一个不满于生活的女人,在将要死去时不肯离开家,最后成了一具会说话的尸体,直到再也不能维持身体的完整,才被零零散散地装在垃圾袋里抬出来。

《在说服国度里》(2006)末篇故事是《CommComm》,其中的主角在被同事用石头砸死之前,和他死去双亲的幽灵住在一起。当然,自荷马、维吉尔和但丁以来许多想象文学都是以死亡为主题的,但在这些作者的故事里,死亡是战士的奖赏,它们在与死去英雄的身份相称的葬礼后就能升入它们在天堂的永恒居所。在桑德斯的小说里,死亡及其威胁带来的往往不是纪念而是行动:生活中的选择。

1996年首次发表的《坠落》发生在一个小镇中,这个小镇有一所叫做圣裘德1的学校。小说提出的问题同时摆在两个人面前:康明斯和摩尔斯。结了婚,有孩子的摩尔斯在工作和家庭中都面临着很大压力,努力承担起责任。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康明斯自认是个艺术家,习惯于为他的高傲想法沾沾自喜。在他看来,摩尔斯是个傻瓜:

摩尔斯,哈,康明斯心想,还好我不是摩尔斯,这家伙成天穿着廉价的商务装,回家去见他那些深陷生活泥潭的小孩。这人就像他的同类那样,泥足深陷于平凡之中,满足于在死气沉沉的格子间里高兴地做些无脑的工作,在无聊累人的割草之余聊聊股票和债券,然后在抱着他们吃奶的小孩玩任天堂时傻笑。这是个很有力的描写,康明斯想,他也许会花几个晚上构思然后把它写成一首长诗。

在故事最后,两人分别在同一条河的两岸,同时看到两个小女孩在一条筏子上被冲向下游的毁灭。康明斯“呆站着……想着,我得做点什么,”但什么也没做。摩尔斯,则在看到筏子时就“开始奔跑”,但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无计可施。故事这样结束:

今天早上给两个女孩子穿上一样的毛衣的那位母亲会怎么样呢?她如何挺过去?很快她的女儿们将死去,赤裸着,满身青肿地躺在一张台子上。这真是不可想象。他想象着[他的儿子]死去,赤裸着,满身青肿地躺在一张台子上。怎么办?他多么希望他此刻不在这里。女孩子们看到他了,似乎正在打着手势解释她们很快就会死。上帝啊,她们难道以为他看不见吗?她们以为他是个笨蛋吗?他又不是她们的父亲。她们以为他是基督吗?她们死定了。她们现在在狂乱地向他呼救,但她们已经死了,就像古人已经死了那样,而他还活着,他的家人需要他,这根本不用想,没有人能谴责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在喉咙里含着一声绝望的低吼,踢掉他的皮鞋,将他长而丑陋的身体投入水中。

在摩尔斯决绝的选择中,在他的身体扑向确定的、没有作用的死亡——他救不了那两个女孩,他会死于尝试——时发出的低吼中,是一个直白的想法,他无法做出其他选择而生活下去。对这样的悲剧视而不见,不能试着去帮助他人,是生不如死的命运。“生不如死”是一句俗套,但在桑德斯的小说中展现出来时,结局——摩尔斯的同情心超越了他对死亡的恐惧那个时刻——带来的那种绝望感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

“我希望能够更加扩展,”桑德斯在《12月10日》出版之际接受《纽约时报杂志》的乔尔・洛弗尔采访时这样说。“我不能改变自己或者我做的事情,但也许可以接触一些不喜欢我头几本书的忠诚读者。”2在桑德斯的圈子里,作家们希望能够给一类小说带来更多读者,这些小说被称为“文学”显然并不能对这点有帮助,而他和弗兰岑以及其他小说家将这些小说的推广当成一项对未开化大陆的传教事业。

“问题并不是今天的读者‘变笨了’,我不这么认为,”桑德斯的朋友和同龄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1993年说。“只是电视和商业-艺术文化让读者们的期望变得懒惰而孩子气了。不过这的确让从想象和智力上接触今天的读者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3让桑德斯这样的作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却仍然认为这样的连接有必要的,是他们自己作为他们喜欢的这类小说的读者的经验:他们坚信阅读这样的小说减轻了做人的负担。“读写小说的最深层的目的,”弗兰岑在一篇关于威廉・加迪斯的文章中写道,“是维持一种连接感,来抵御生存的孤寂。”

但在一个饱受干扰影响的文化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是桑德斯的“坠落”发表后,关于当代小说的一场活跃的、公开的、长期的讨论的核心。4这种传统虚构形式的作者要如何用这种旧式的,比手机对用户不友好得多的叙事手段来吸引读者?华莱士在他晚期的短篇小说集《遗忘》中,将对阅读难度的追求作为一种答案,一种对用户的不友好性,认为如果故事需要读者付出大量的专注来找出那些遍布各处的叙事玄机——谁是故事的讲述者?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已经发生?——读者也许就能更努力地获取艰苦劳动的报偿。

这是一种乐观的悲观主义,使得《遗忘》中的小说——尤其是《怕痛先生》《遗忘》和《老霓虹灯》——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叙事复杂度并给予了作为读者的我纯粹的乐趣。5但正如《遗忘》末篇的中篇小说《痛苦频道》(并非偶然地,这也是华莱士生前同意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所揭示的,最后悲观主义胜出了。华莱士最后的艺术表态展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谢幕图景:一位不平常的,能排泄出人像雕塑的艺术家——

“但是那都是屎。”

“但同时也是艺术。精致的艺术作品。它们真正是难以置信。”

“不,它们真正是屎。屎就是它们真正的本质。”

——在小说的最后一页,这位艺术家准备要上电视,对着摄像机,在“痛苦频道”上实况展示他创作“要么是热情似火的梦露,要么是5-7英寸高的《胜利女神之翼》”雕像的过程。进行转播的演播室位于世界贸易中心,而实况转播的日期——2001年7月4日——是提前10周的结果,那么原定的播出时间就是2001年9月12日,如果我们花点时间数一下日历的话。这暗示的讽刺酸楚得让任何读者惊讶无言:9/11可能带来的唯一益处就是让我们不用观看这名副其实和比喻意义上的屎转播,但结果是,连恐怖分子都没法阻止它。

3.

所以当桑德斯说他希望能变得更加“扩展”时,我想他并不是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相反,我相信他是在宗教层面上用这个词:桑德斯是宁玛派佛教徒,虽然他很少提及此事。这一藏传佛教派系中,信徒们要投身走上一条心智战士的道路,他们的武器是“温柔和蔼,智识清净和心灵开化。”6桑德斯和他的家人,根据洛弗尔所写,“投入了大量时间”来践行这一教法。

虽然我必须说明,我对藏传佛教的认识仅限于几年研究和初步的冥想练习,“扩展”一词正是我最熟悉其教导的一位藏传比丘尼,沛玛丘卓 (她自己师承宁玛派)在讲课时用来描述心智的不同状态的:

如果你心智扩展而无挂碍,你将身处更加友善的世界,这世界拥有无尽的乐趣和活力。这种特质与地点无关,而关乎你的心智状态。战士希望我们能知道,我们都能连接我们基本的善意,而真正的自由来自超越标签和投射,超越偏见和偏执,以及互相照料。

当桑德斯告诉乔尔・洛弗尔,小说“软化你我之间,我与自身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边界,”这种柔软的意象让我想到了我开始领悟的藏传佛教教训:

如果你能够从空中俯瞰地球,并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冲突,你所能看到的都是故事的两面,这两面都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解决之道来自心意的转变,来自软化我们心智中僵硬的东西。7

丘卓以上的见解并不让我感到振聋发聩,正如其他的说教一样。但这个教派给我的感悟之中有一点,是表述的深刻性在信仰实践中,更依赖于信息本身而不是其载体——正如从哲罗姆到威克里夫到廷徳尔再到詹姆士王的圣经研究者所深知的那样。这些用平实的文字表述的思想只有当人们不把它们当作话语,而是行动和实践时,才能变得激动人心和美丽。

僵硬心灵的软化可以用来概括许多桑德斯小说的结尾。我们在埃伯从决心求死到决心救人一命,从而救赎了自己的转变中能看到这种软化。我们也在《坠落》中,在摩尔斯从接受他人的死亡到他跳进一去不回的河水的逆转中,看到僵硬变成活跃的流动。桑德斯的几个战士主角甚至直接在死亡时获得了丘卓所说的鸟瞰视角——例如《在说服国度里》收录的《CommComm》,和《12月10日》收录的《逃离蜘蛛头》当中——他们从地上升起,看着这个他们将要离开的令人忧虑的世界的方方面面。《CommComm》的结尾是刚刚和另一个角色吉夫一起被杀的叙述者渐渐飞升:

雪花穿过了我们,海鸥穿过了我们。数十个城镇,上百个城镇在我们脚下流过,我们听到他们的祈祷,悲怆,他们成百万个失去的呼号。秘密的疑虑像曳光弹一样飞上半空,我们便在飞行中随手摘取:一个女人鼻子太大,一个男人数月没有做成一个订单,一个孩子连续三天穿着同一件脏污的衬衫,两姐妹为第三个总是声称要死的姐妹担心。在这过程中我们的个头一直在变大,我们的爱也是,我和吉夫之间的区别渐渐消失,我在成为那个我只能称为“包含万物”的东西的一部分之前最后的想法是:吉夫,吉夫,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找我?

他不用回答,我立即知道了,他的想法已经在我心里出现了:如果不回来,他只能救自己。回来了,他就救了妈妈,爸爸,和我。他来见辛迪,我救了他。

而且,这样一来,更多人自由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我活着的时候错了,太狭隘,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在最后,我心里有什么渴望光明的东西,带我回来,拯救了我。

在佛教修行中,通过打坐冥想,心智的柔软、开放和扩展性能够被磨练。这件没有实体的功绩——能够带着这些想法生活——是极为精妙的。使桑德斯的作品独特不凡的不是他讽刺的笔调或者尖锐的幽默,而是它深不可测的将这种改变一生的教训转化成故事的能力。

这将我们带回到小说的两条道路这个问题上来。如果华莱士的小说最后带给我们对一个充斥着信息和干扰,使连接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的世界的认识,桑德斯的小说则提出了个人与世界连接的一种方法:努力穿越信息,找到理解的位置。

弗兰岑也让他的角色们通过非常字面意义上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相聚,在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从孤寂中找到了救赎;一个人可以拯救另一个人。但如果小说要继续对一种越来越依赖技术与世界连接——不管这种连接多么虚弱——的文化产生影响,桑德斯的小说表明向外连接的愿望并不是我们可选择的唯一道路。相反,通向与我们自身和解之路是向内的,是我们必须独自走过的旅程。


  1. 弗兰岑在《改正》中(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版),用圣裘徳镇作为兰伯特一家家乡的名字。

  2. George Saunders Has Written the Best Book You’ll Read This Year,纽约时报杂志2013年1月3日。

  3. 见 Wallace,E Unibus Pluram: Television and US Fiction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第13卷第2期(1993年夏季号)。

  4. 这场讨论中的部分文章包括弗兰岑:Perchance to Dream,Harper’s 杂志1996年4月号;Mr. Difficult_,纽约客2002年9月30日。华莱士:Fictional Futures and the Conspicuously Young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第8卷第3期(1988年秋季号);E Unibus Plurum,Ben Marcus 在 Harper’s 杂志对弗兰岑的回应;James Wood 在2001年发表于新共和杂志的对华莱士一代及其倾向性的回应;Zadie Smith 对 Wood 关于华莱士的观点多次回应,包括在卫报及后来在纽约书评2008年11月20日号的 Two Paths for the Novel,将细加修饰的英语文学称为“诗歌现实主义”(与 Wood 所造的词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对应),并将过去的 McEwans 和新的 Joseph O’Neills 归为这一派别,与先锋派的华莱士和 Tom McCarthy 对照。虽然这些文章的焦点、目的和笔调各有不同,这些笔战的共同关注是,在被 Thomas Pynchon 给桑德斯的第二部小说写的简介称为“这些日子”的时代,小说怎样能继续继续触及读者。

  5. 这并非人人能获得的乐趣。见 Wyatt Mason 的 Don’t Like It? You Don’t Have to Play,伦敦书评2014年11月18日号,以及 Jenny Turner 的来信和 Mason 的答复等文章,关于华莱士小说的困难主题和阅读难度。

  6. Living Beautifully with Uncertainty and Change(Shambhala,2012)第67页。

  7. Pema Chödrön, Practicing Peace in Times of War(Shambhala,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