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折腾个人网站已经超过 10 年,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长篇大论过一两年再看,自己都觉得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几年前写 Bullet Journal,留下来的零星想法反倒更值得反复玩味,有更多深入讨论的空间。古人所作的笔记,相比完整的论说,于今人也更有用处和趣味。可见文字价值,不在篇幅,而在切中肯綮,灵活适用。数字时代新的内容形态和呈现形式,或许便由这样的尝试中来。

网站取名“千虑一🉐阁”,主要是自嘲,也是给自己立个标杆,真到了有一千篇值得一读的文字碎片之时,但愿能有一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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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价值,我曾经在某次失眠后写过这么一段:

昨晚可能大半夜没睡,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过《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和 self-worth/self-esteem 这些事,当然后来还是睡着了,因为再醒来发现灰猫睡在腿窝里。半睡半醒中的结论是,《禅》的副标题“对价值的探寻”其实也是对自我、对自我价值的探寻。认识“良质”的前提是承认和了解自我,以自我为尺度判断“良质”。

早上再想这件事,有了几乎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且不说不清醒状态下的认知是否有道理,波西格那一代和千禧一代在“自我”上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千禧一代的问题是太自我中心、太自以为有 entitlement。讽刺的地方在于,造成他们中部分人的 low self-esteem 的,可能反而是过大的 ego 和承认自我的需求,导致他们忽视了对社群的责任。他们的痛苦来源于认知失调。解决失调的办法不是更多的向内凝视,而是在社群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到底有多大价值。有点否认社会主流话语(“做你自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而回到清教工作伦理的意味。

感觉在这个问题上,还得和自己周旋很久。

过了一个星期后和朋友吃饭,席间谈起工作和职业的打算,她也有类似的困扰。我对她说了我的感受和领悟,不过自己觉得说得并不清楚,也不知道人家到底理解成什么了。

今天读到费曼写给自己学生的一封信,觉得还是他老人家讲得清楚。

这个与费曼通信的学生和我的状况也很像,他博士毕业 9 年(我 10.8 年),但感觉到自己没有在研究 a worthwhile problem,始终是一个 nameless man。

费曼的回答是

I would advise you to take even simpler, or as you say, humbler, problems until you find some you can really solve easily, no matter how trivial. You will get the pleasure of success, and of helping your fellow man, even if it is only to answer a question in the mind of a colleague less able than you. You must not take away from yourself these pleasures because you have some erroneous idea of what is worthwhile. [...]

You say you are a nameless man. You are not to your wife and to your child. You will not long remain so to your immediate colleagues if you can answer their simple questions when they come into your office. You are not nameless to me. Do not remain nameless to yourself – it is too sad a way to be. Know your place in the world and evaluate yourself fairly, not in terms of your naïve ideals of your own youth, nor in terms of what you erroneously imagine your teacher’s ideals are.

我建议你去寻找更简单的,或者按你的说法,更平凡的问题,直到找到那些你可以轻易解决的,不管它们多不值一提。你会从成功解决问题和帮助他人之中找到乐趣,哪怕仅仅是回答了一个能力不如你的同事脑海中的疑问。你不能因为你对什么值得做的错误想法,而剥夺了自己的这种乐趣。……

你说你是无名之辈。但对你的妻儿来说,你不是无名之辈。如果你能在身边的同事走进你办公室时,回答他们提出的简单问题,你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无名之辈。你对我来说不是无名之辈。也不要成为你自己心里的无名之辈——这样的生活太悲惨了。了解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公平地看待自己,不要用你年幼时天真的理念衡量自己,也不要用你对你师长的理念的错误想象来衡量自己。

当然那是 60 年代的美国,但我觉得中国 80 后一代和当时的美国年轻人在成长经历上确实很相似,都是赶上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条件改善的头班车,整个社会的情绪都是全面而普遍的乐观,认为只要头脑好使、勤奋好学,一定可以在 20 年后大展宏图。中国的千禧一代和美国的 X 世代因此都有同样的一种期许感,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我的一生不应该是为五斗米折腰,而是要做重要的事情,不说解救天下苍生至少也要为国为民。

与这种 entitlement 相伴而生的也有很大的负担,就是仅仅拥有幸福的生活已经不够了,所谓的自我价值一定是要一个宏大的集体来承认和承载的。但这个集体偏偏又是很虚无的,是民族自豪感、科技乐观主义和虚荣等几种概念的化身。所以我们这两代人的自我价值都是构建在非常难以把握和言说的基础上,除了极少数的人,我们都注定要承受高出天际的自我期许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它带来的负担。

如费曼所说,他的学生的问题在于始终没有试图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位学生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都是这种虚无的价值判断代替他决定的。我们这些 985 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时候,其实离才能配不上野心的现实已经非常接近,但偏偏又处在虚无价值观的高峰,也就很容易选一个不明所以的专业,混混噩噩地度过大学生活,毕业后则对学校和专业充满了怨气,同时还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 80 后还有一个独有的问题就是被喂了一口“做你自己(be your 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的鸡汤,而鸡汤的来源,咳咳,恐怕还是当了父母的美国 X 世代和 Sting(大雾)。不知道自我价值的依托在哪里,自然也答不出什么是 self。我们只有不断地向内钻牛角尖以获得自我的错觉,其实还是在受各种营销的摆布。我们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面对招聘广告上 X 年经验的要求,和懂 Python/敏捷开发/6sigma 优先的条件,陷入了不知该学什么的迷惑。

当初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但是我还是不免在看招聘广告的时候想,作为一个奔 40 的人,是不是我怎么也得想法满足一下那些年薪百万的职位的条件,我要去学个 XXX,不然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养活。这样看起来是在为家庭考虑,但是错了。就像老白 cook 的时候告诉自己我这是为了给 Skylar 她们留遗产,但是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成为那个他无法成为的人,我在想着要去学 XXX 做 XXX 时,想的也不是家庭,而是那个飘渺的为国为民万人景仰的大侠梦。

可能这个怪圈始终存在,就是我们在孩提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该如何寄托,只能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许,于是我们把自我价值向外投射成一个满足所有期许的理想形象,而这种寻找自我的替代方式又继续制造着自我的迷茫和缺位。

这不一定是波西格面临的问题,但我感觉费曼提供的答案和他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所经历的过程非常相似。在追寻良质的过程中,他从向内的追寻开始,看到的是自己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几乎发疯;他的转机出现在意识到儿子对他有所依赖的时候,这之后他开始了向外的探寻,在确认自己对身边人的价值的同时,也找到了良质的答案。

脱离了周围环境的参照系,我们对自我的认识终将是自己投射出去的幻影。而与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前提是发现实在的、影响着他人的问题,并且从力所能及的开始,尝试着去解决。

需要反对的政治正确,不是右派用来指责平权运动参与者和各种歧视的受害者的表达,而是一种把对权利议题的理解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态度。如果缺乏实地的(grounded)经验,特别是自己的身体和其他权利并不受议题的影响,而又缺少对真正受影响当事人的认识和理解,就可能犯政治上、言论上正确的实践错误。这是读了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1]和 J·K·罗琳的回应文章[2]之后的体会。

总之,争辩有意义的前提是 have a skin in the game。

[1] 张亚月 and 梁兴国, trans., 知识分子与社会 (中信出版社, 2013),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708550/.

[2] https://mp.weixin.qq.com/s/0hfFfpNRUVE2AR2MMTLB5Q

《浅薄》的作者 Nicholas Carr 1 月份写的文章,提出互联网过去导致交流中的情境坍塌(抹平交流对象、交流目的的差异),但这种坍塌已经随着工具和平台的丰富、用户的自行选择有所缓解。内容坍塌(抹平不同类型和重要程度的信息的差异)则可能是社交媒体更具深远意义的影响。当人们放弃了“分类”和“层级”这两个组织信息的有效手段,新闻评论、娱乐八卦和猫照片以同样的形态和看似相同的重要程度一起争夺读者的注意力,信息的无序成为信息传播和消费的新秩序。

Carr 认为我们在使用社交网络时的不安多数都可以归因于这种坍塌。内容坍塌首先通过抹平信息重要度的差异,让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第二,我们对内容的反应形式也依赖于平台提供的工具和它鼓励的行为(转发点赞),同样成为无区别的、坍塌的内容的一部分;第三,不同类型的内容陷入直接的竞争——为了从大量难以区分的内容中脱颖而出,触达读者,创作者必须针对特定的算法和单一的筛选原则裁剪内容,而这些筛选原则往往是利用读者容易作出简单化、情绪化的判断的倾向;第四,内容坍塌把发表内容的决定权放在单一的看门人手中,社交媒体平台因此拥有了控制一切类型信息——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视频,不管是政府发布还是个人抒怀——的权力,而过去这种权力是分散在掌管不同渠道、评判不同类型内容的众多看门人手中的。

第三和第四点是我在前东家当网文编辑时体会特别深的。前两点则是作为网络用户直观能感受到的。把这四点分成两股作用力,就很容易理解内容创作者在网络上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为了被读者看到,要竞争,要排名,就得服从平台的算法,去搏出位,争第一,做大娱乐家;另一方面不论什么样的创意,到社交媒体上都变成以同一种方式博人眼球的文字,收获同样的反馈,就很令人心灰意冷,失去探索求变的动力。最后,这两股力都把整个局面拉向更广泛的内容坍塌。对创作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内卷。

许知远在接受 GQ 报道的访问的时候也提过一句:

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坍塌的时刻。那些网络用语,如果你稍微细致地分析他们,你发现信息含量极小,是一种情绪的组合,你发现它们会缺乏结构,是非常散地拼装在一起的;你也会发现,他们不试图去寻求争辩、理性、拓展,他们要寻求的是身份的确认,不断地巩固自己的身份,而且这样的语言里没有“人”。

我想什么样的语言也是展现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更理性,更富争辩,包括更多信息含量的语言系统,是丰富的现代人的一种标志。当我们说到一种坍塌的语言系统,它更强调集体性、强调身份需求,这种语言系统也对应的是人,是不寻求更独立的个体。

这里信息含量小的语言和坍塌的语言系统,就是内容坍塌对读者和内容的影响。

其实谷歌的 PageRank 在那个网站不介意链接到其他网站的时代,虽然像影响因子一样失于粗暴,仍然算是一种有效地给信息赋值的手段,只是在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把用户、内容关系当成护城河的今天行不通了。

内容创作者回到自己控制的分散渠道去创作,应该是个趋势,也对行业生态有益。现在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是这种形态下读者怎么发现优质内容,怎样鼓励内容变得丰富多样,以及作者怎么获得(足够的)收益。

阅读德勒兹,可以从传记开始,薄薄的小册子,围绕经历和核心概念的形成,言简意赅,清晰,作为入门非常合适。南大社还有德勒兹其他著作,以及巴迪欧、齐泽克、罗纳德·博格论德勒兹的作品。拜德雅的“关键概念”和“导读”简直福音,梳理阐析一堆要点,帮助快速领会。另外,理想国、华东师大、译林、商务印书馆、上河卓远也都有德勒兹的中译版。《批评与临床》是极好的文论,我对惠特曼、尼采和劳伦斯较感兴趣,以及,德勒兹从“口吃和风格”引出的语言学理论真是独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是德勒兹著作里相对平易的,以培根为样本展开了对三联画、对现代艺术的评述,德勒兹对塞尚、波德莱尔、克洛岱尔的传承与发扬,在艺术史上是卓绝的。《差异与重复》是有名的代表作,待读。@南大·守望者 @南大社·折射集 @拜德雅 @六點圖書 @上河卓遠文化

via 豆瓣 晓林子悦 广播

公司人和职业人的区别是,公司人要分清哪些事情是「工作上的」「给公司做的」,而职业人的工作只有 task 和 errand 之分,即哪些有助于职业的进展,哪些是琐碎然而必须的事务性工作。

内容去体制化的趋势可能才刚刚开始,新的工具已经推动了内容制作的个人化,将来还会推动内容分发的个人化。因为自身制作能力的缺乏,平台如果不能当好整合上下环节制作能力的组织者,就会发现原有的分发功能对内容创作者来说可有可无。当这种状态下的平台想要用著作权协议把作者留在平台,只会引起作者反感和出走。

今天听说《三体》和《三体 2:黑暗森林》(上下)分别占了ジュンク堂池袋总店的小说类的前三名(消息来源梁清散,Twitter),不过是这样的顺序:

  1. 三体 2(上)
  2. 三体
  3. 三体 2(下)

在国内市场,系列作品一般是销量递减,呈现出读者兴趣和体力的漏斗状分布。在日本这个书店《三体》夹在两册续作之间,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三体》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而这批读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打算继续追看这个系列,于是把《三体 2》(上)推上了榜首。《三体》的销量排第二则说明这个趋势可能持续。或许过几周会看到《三体 2》(下)成为榜首。

为什么部分日本读者没有同时买《三体 2》(下),导致它甚至不敌《三体》呢?我的推测是日本很多读者的阅读场景是通勤或休息,没有必要同时买上下册书。另外,多数日本人可能没有在家中收藏小说的习惯,读完以后会丢掉或者卖给二手店,那么当前也没有必要同时买一本只能在家里放着的书。

这样看来二手经济的繁荣,和普通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联系。如果大家都习惯家中有很多物件的话,二手市场就很难转起来。

做一个全新的事情,总不免自我怀疑,到底能不能靠这个养活自己。一种缓解焦虑的办法是,多元化自己的创作活动。

当然这样也会导致真正需要集中精力做的事情推进缓慢,不能老是用这个办法。

Mitterrand

He served under the Vichy Regime during its earlier years. Subsequently he joined the Resistance, moved to the left, and held ministerial office several times under the Fourth Republic.

到他当总统时,是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登台,一时间搞得西方世界无比紧张。他邀请共产党组阁,反倒使共产党处处受制。上台推行国有化政策两年后又因应形势改弦更张。这些似乎都说明他是个真正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Sergei Kostin, Eric Raynaud, and Richard V. Allen, Farewell: The Greatest Spy 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Catherine Cauvin-Higgins (Amazon Crossing, 2011).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主人公 Vitrov 恋爱结婚的年代。当时一名美国驻莫斯科武官 Manhoff 留下了一些关于城市和苏联人生活的影像资料。

A relay race on a summer day, steam billowing over a snow-capped Kremlin, families enjoying a day in courtyard squalor,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a rapidly growing capital — these are among the films' most moving images.

这张照片摄于某一年五一节,可能最能体现当年莫斯科青年的面貌。当然衣服可能比平时他们穿的会好一些。

"Noone [sic] here looks like a white-collar worker. Everyone has just come out of the country or helped at the farm," she writes. "Even in their best, and clean as they may or may not be, clothes don't fit, colors don't match."

Sergei Kostin, Eric Raynaud, and Richard V. Allen, Farewell: The Greatest Spy 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Catherine Cauvin-Higgins (Amazon Crossing, 2011).

他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因为他经常会像一名工匠一般打磨自己的文字,直到它们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在写作上他有一套系统,本书里的所有文章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写就的,即使是在 2008 年到 2010 年的生病期间(当时他已经四肢瘫痪)写就的文章也不例外。首先,他会尽量阅读关于某个主题的所有资料,并在黄色信笺簿上做大量笔记。然后他开始写概述,他会用不同的颜色标出 A,B,C,D,然后再细分:A1i,A1ii,A2iii 等(又用掉更多的黄色信笺簿)。然后他会老僧入定般在餐桌上一坐好几个小时,将笔记上的每一行,每个事实、日期、观点或思想在概述中安排一个位置。接下来是最困难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他会将所有的原始笔记按照他给其在叙述中分配的位置的顺序重新誊抄一遍。等到他坐下来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抄写了两遍,需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他也都记住了。然后,他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写作 8 小时,直到全文完成。最后再对文章进行“润色”。

陶小路, trans., 事实改变之后, 托尼·朱特作品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18),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08294/.

在一篇关于 Klutz Press 的 blog 中,Charlie Harrington 提问,既然螺旋装订的书可以平摊,读起来很舒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螺旋装订书?

除了他自己提出的理由(装订费用高,在书架上不好看),还有三个很重要的理由:

  1. 超过 400 页并用螺旋装订的书翻页困难,特别是合上的时候;
  2. 螺旋装订的书很难有展示书名的书脊,书店需要给它们提供展示整个封面的位置,而书店的展示位置可说是寸土寸金;
  3. 螺旋的直径往往大于纸张的厚度,这样书本就不能紧密地放在纸箱中装运,提高了配货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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